前段时间，敦煌遗书里一位千年前的“显眼包”走红网络：有人抄写《兰亭集序》，刚写几个字就戛然而止；另一份残卷上，则留下了一张稚拙的人像和疑似“康景宗”的名字。
编号P.2544和编号P.2237的敦煌残卷
虽然两份写卷是否出自同一人尚无定论，但这些不经意留下的痕迹，却让千年前的古人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。
《丝路遗珠：敦煌西域文献》亦讲述了这些正史未曾细写的人间日常：有女子相约去莫高窟燃灯，有人借了麦种还不起，有人为亡妻一字一字地抄经追福，有孩子在旧纸背面识字练字……
这些残卷让我们意识到古人离我们并不遥远。
十三位女性，相约去莫高窟燃灯
敦煌文献中有一类材料，读来特别动人：社邑文书。
所谓“社”，也叫“社邑”“义社”“义邑”。唐及宋初，敦煌除官社外，私社大盛，有些私社并有专名，如“兄弟社”“女人社”“亲情社”“巷社”“车社”等。
国家图书馆藏BD14682《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》，记录的就是一个由女性组成的“女人社”。
BD14682V《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》
这件文书只有一纸，首全尾缺，修改、涂抹较多，最后也没有列出社员姓名，因此应是一份草稿。
但正是这份草稿，让我们看见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社会生活的一角。
社条开头写得很清楚：丙申年四月二十日，博望坊巷的女人们，因为要“上窟燃灯”，大家坐在一起商议，决定“一齐同发心”，约定三年为期。
BD14682《丙申年四月廿日博望坊巷女人社社条稿》
录文：“丙申年四月廿日，博望坊巷女人因为上窟燃灯，众坐商仪（议）。一齐同发心，限三年愿满。每年上窟所要物色代（带）到，录事帖行，众社齐来，停登税聚。自从立条已（以）后，便须齐齐锵锵，接礼歌欢，上和下睦，识大敬小。三年满后，任自取散，不许录事三官把勒。众社商量，各发好意，不坏先言，抹破旧条，再立条。日往月来，此言不改。今聚集得一十三人，具列名目已（于）后。”
所谓“上窟”，指的是莫高窟；“燃灯”，是佛教信徒供佛、积累功德的一种仪式。
这不是一次临时起意的活动，而是有组织、有规则的结社。
她们约定每年上窟所需物品由众人均摊，社内事务由录事传帖安排，但又特别强调“不许录事三官把勒”，也就是说，社官、录事不能专断，要由“众社商量”。三年期满后，是否继续，也要大家共同决定。
这件文书证明这些女性可以单独、自愿地参与结社，拥有一定的社会交往空间；结社需要提供物品，也说明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具有一定的自主地位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意识的反映。
一张写在佛经背面的“欠条”
国家图书馆藏BD04698，正面原本是一卷唐代标准写经，内容是鸠摩罗什译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二。只是到归义军时期，这卷经因为经常持诵，年久失修，卷首残破，卷面有水渍，也有残洞，渐渐失去了持诵功能。
纸张珍贵，古人舍不得丢。于是，写卷主人就在卷末背面抄下了一件不足200字的审判文书：《金银匠翟信子等为矜放旧年宿债状及判词》。
录文：“金银匠翟信子、曹灰灰、吴神奴等二（三）人状右信子等三人，去甲戌年，缘无年粮种子，遂于都头高康三面上商取麦三硕，到当年秋翻作陆硕。其陆硕内填还得壹硕贰斗。亥年翻作玖硕陆斗。到丙子年秋填还得柒硕陆斗，更余残两硕。今年阿阿（郎）起大慈悲，放其大赦，矜割旧年宿债。其他家乘（剩）两硕，不肯矜放。今信子依理有屈，伏望阿郎仁恩，特赐公凭，裁下处分。（判词）其翟信子等三人，若是宿债，其两硕矜放。（花押）”
BD04698背面
《金银匠翟信子等为矜放旧年宿债状及判词》
事情是这样的：甲戌年（974）春天，一起开金银作坊的翟信子、曹灰灰、吴神奴三人，因为没有麦种，向都头高康三借麦三石。到当年秋天，债务翻作六石。他们还了一石二斗，还剩四石八斗。到了乙亥年（975），债务又翻作九石六斗。丙子年（976），他们还了七石六斗，最后仍剩二石。
这时，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发布赦令，“矜割旧年宿债”。翟信子等人希望这二石旧债也能被赦免，但放贷者不肯。于是，他们上告“阿郎”，也就是敦煌或瓜州的最高长官。最后判词很短：“若是宿债，其两硕矜放。”这笔旧债，被免除了。
BD04698正面《妙法莲华经》卷二
一件小小的借贷文书，把归义军晚期敦煌社会的许多面向带了出来：手工业者的生计并不宽裕，金银匠也可能兼种土地；民间借贷有“违约一赔二”的惯例；国家赦令与私人契约之间，也会发生冲突。
正是这一件不足200字的敦煌审判文书，再现了敦煌归义军晚期一段鲜活的历史情境。
为亡妻抄经：一场持续49天的追思
敦煌残卷里，也保存着古人的哀思。
天津博物馆藏4532、国家图书馆藏BD04544、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.2055，原本与敦煌历学家翟奉达及其子为亡妻、亡母马氏祈福所抄的佛经有关。
BD04544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
这组写卷反映的是唐五代以来十分流行的“七七斋”和“十王信仰”。
所谓七七斋，是从亲人去世之日起，每七日举行一次祭奠、追荐仪式，从“一七”到“七七”，连续七个周期，共四十九日。
到了唐代，为亡人营办七七斋追福已经相当普遍。后来，这一仪式又与中国传统葬仪中的百日、周年、三年等礼俗结合，逐渐形成十王斋供。
十王信仰认为，亡人在阴间最初每隔七日要经过一王审判。家属要按照七七斋的顺序认真斋供，帮助亡人免遭冥间业报之苦。
七七之后，还要经历百日、一周年、三周年三斋。原文中提到：“若阙一斋，乖在一王”，意思是若缺少一斋，就会亏欠一王，“亡人”便不能顺利转世。
左：P.2055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（外题）
右：P.2055翟奉达为夫人祈福写经（卷尾题记）
翟奉达为亡妻马氏所抄的经，正对应这一套程序：第一七斋写《无常经》，第二七斋写《水月观音经》，第三七斋写《咒魅经》，第四七斋写《天请问经》，第五七斋写《阎罗经》，第六七斋写《护诸童子经》，第七七斋写《多心经》。百日、周年、三年，又分别对应《盂兰盆经》《佛母经》《善恶因果经》。
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，十王信仰非常盛行，因此留下了非常多的《十王经》写本。《十王经》是把“七七斋”和百日斋、周年斋、三年斋与“十殿阎王”结合在一起的标志性文献，这也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表现之一。
古代孩子的识字书，写满了人间烟火
如果说前面的故事关于古人的生计、社交与信仰，那么《开蒙要训》则把我们带到古代儿童的启蒙课堂。
BD14667《开蒙要训》局部
敦煌地区自西汉设郡后便开始设立学校。到唐代，官学、私学都很发达。私学又有寺学、义学、家学等类型，学习时间也更灵活，更适合普通百姓的生活节奏。对于许多孩子来说，启蒙教育的第一步，就是识字。
《开蒙要训》正是一部识字类蒙书。“开蒙”是开启蒙昧、开始识字学习；“要训”则可理解为重要字词。它大约成书于魏晋六朝之际，唐五代时期在西北地区广为流传，后来在中原佚亡，却因敦煌写卷保存下来。
这本书汇集1400个常用汉字，以四言韵语编排，四字一句，共三百五十句，两句一韵。因为短小精炼、合辙押韵，读起来朗朗上口，便于儿童记忆。书中自己也说：“笔砚纸墨，记录文章，蒙童学习，易解难忘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《开蒙要训》不只是教孩子认字。它像一部小小的生活百科，内容包罗天地岁时、山川河流、君臣伦理、孝悌人伦、坐卧起居、服饰女红、人体器官等。
BD14667《开蒙要训》局部
比如“乾坤覆载，日月光明。四时来往，八节相迎”，讲的是自然与时序；“孝敬父母，承顺弟兄”，讲的是家庭伦理；“头额颊颐，齿舌唇口”，则直接教孩子认识身体部位。
它的用字更贴近民间中下层百姓生活。对于那些只能在农闲时节短暂入学的孩子来说，这样一本字数不多、实用性强的蒙书，恰好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识字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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